十军一八零师掩护伤员向北转移途中，陷入了美军的包围之中，志愿军指挥失利，一八零师损失惨重。胡麻子就是那时被俘的。战争结束后，胡麻子作为战俘被交换回国，胡麻子的身上刺满了反动宣传口号，那些字是用针蘸墨水刺在肉里的，洗也洗不掉。回国后，胡麻子试图去掉身上的字，用刀刮、用火烧，那些反动字迹还是依稀可见，浑身伤痕累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麻子就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人，也被送到了新疆。

我父亲和这两个人一组就往返于羊栏和麦地之间推着独轮车送粪，组成了一幅幽默的画面。我父亲来新疆前是军区副参谋长，不折不扣的共军，职务最高，驾辕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我父亲身上，刘大川居左，胡麻子在右，辅佐我父亲完成送粪的使命。

新疆初春的天气，风沙漫漫，早晨和晚上还冷得人直发抖，中午热得人连衣服也不想穿了。我父亲扶着车把走在中间，汗水已湿透了他那件浅黄色的军用棉袄，我父亲就把棉袄脱下来。这三个人中，只有父亲敢理直气壮地脱下棉袄，父亲的身上，伤痕随处可见，其中最醒目最刺眼的，要数乌老二打我父亲的那个黑枪，在我父亲背上结了一个大大的疤。刘大川和胡麻子身子也有伤，也许并不比我父亲的少，可两个人不敢脱掉身上的衣服，他们身上的伤是耻辱的象征。

我父亲打着赤背，暴露出浑身的伤疤，鼓起满身的肌肉奋力拉车，刘大川和胡麻子自然也不敢怠慢，弯腰驼背推着小车在风沙中艰难地前行。年近半百的我父亲，没想到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最后被发落到新疆来拉羊粪。我父亲感到这是一种耻辱，我父亲有时一天也不吭声，他觉得自己不会下做到主动和国民党的营长和一个曾当过美国人俘虏的人讲话。

另外两个人自然也不敢和我父亲随便搭讪，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怎么敢随便在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人面前造次。

父亲想不通一个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