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卖一大批胶皮鞋，个巴月的工夫干拿走三四万；他批了一角，没人问。人家是由哪儿批下来的？他摸不着门。他赔着卖也没人家的贱。他有门面，人家雇几十人满街嚷嚷。他得上房捐铺捐营业捐赈灾捐自治捐，人家不开铺面。以前，他闭着眼也没错，自要卖就能赚，而确是能卖。现在，他把眼瞪圆了，自己摸着算盘子儿，没用。他只能和些老掌柜们坐在一块儿叹息。他们都不服老，他们用尽心思往前赶，修理门面，安大玻璃窗，卖东西管送去，铺中预备烟卷，新年大减价，满街贴广告，没用。赚钱的就是洋人的买卖，眼看着东洋人的一间小屋变成了大楼，哈德门烟连乡下也整箱的去。他唯一的安慰是看看新铺子开了倒，倒了又开；他的到底是老字号。可是假若老这么赔下去，他也得倒！作了一辈子的买卖，白了胡子而倒了事业，他连想也不敢再想了。而天赐偏不爱学买卖！他怎能不叨唠呢？

天赐听说这个赔钱的消息，忙去告诉老师，老师很高兴。“这与咱们有什么关系？不但没关系，而且应当庆祝商业精神的死亡。咱们打点酒庆贺这个？”

“可别叫爸知道了！”天赐小心一些。

“其实他应当欣赏此举。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三个铺子都倒了，岂不完全省了心，作了自由的灵魂！”赵先生说的确是有味，可是天赐到底有点不放心：“假如爸的买卖都倒了，我怎办呢？”

“那有什么难办？一对儿流浪诗人，完了。天下到底是穷人多，我们怕什么呢？”

这个又打动了天赐的幻想：赵老师，蜜蜂，虎爷和虎太太，他自己，都在四处漂流。都光着脚，在树荫下，叫蜜蜂捞点鱼，大家吃吃，倒也自在。这种生活必定比处处有拘束，有规矩强。

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的一小篇小文，由赵先生给寄到天津一家报馆去，居然在文艺栏里登出来。报馆给他寄来三份。看见自己的名子印在纸上，他哆嗦起来。自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