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0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槁，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盂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名气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二十年问，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五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五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十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