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代文学》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十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付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短暂，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世间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路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蒂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