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喊，母亲说：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们的儿子，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就这样，我们给珍弟拍去电报，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但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给父亲敬献了花圈。花圈很大，是葬礼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个，但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安慰，甚至还有些忧伤。说真的，以我们对珍弟的了解，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做，不会前怕狼后怕虎的。他不回来，我们当然想法很多，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来人说的有些话太隐晦，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性都很小；什么他们都是容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来就代表容金珍来；什么这个他无法回答我们，那个他不能说的，等等。这些话我听着想着，有时候我会突然怀疑珍弟已经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这样，老是见信见不到人，我真的越来越怀疑珍弟已不在人世。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机构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而给死者亲属制造人死犹在的假象，可以说就是我们体现光荣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光荣的一部分。总之，随着珍弟一年年的不回来，看不到他人，听不到他声，光凭几封信，我对他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信心了。然后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跟着是埋在我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发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说我一直在苦恋那个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种大胆离奇的设想、妖怪的推理相继粉墨登场，什么我至今不嫁就是惟他不嫁，什么爱他就是爱国民党，什么我是国民党的情妇，什么我是国民党的特务等等，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是想当然的，但又是不容置疑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几十个学生就稀里哗啦地包围了我家，也许是父亲的余威吧，他们只是乌七八糟地高呼大叫，没有冲进屋把我揪出去，后来校长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