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再比如，“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翻开书来，闭着眼睛一指，就是这样繁密的排比，从句，俏皮的隐喻，好像魔术师，一下子抖落出袖子里的宝贝——真理。他们被这欧式的修辞法迷住了，沉醉在说话里。他们从语文课上学习来的现代汉语，多是杨朔式的散文，或是郭沫若的“杨树和柳树”，以抒情婉约的笔调，人与物性质的转换替代，陈述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有些书生气和文艺腔。也有鲁迅的文章，可鲁迅的简练对于少年人来说，似乎过于“瘦”了，不够丰腴，少年人又总是口重的。而译文却如一江春水，直泻千里，真是畅快呀！它将谨严的汉语变得汪洋恣肆。

谈话按时被姐姐的敲门声暂时叫停，吃饭了！他们脸上还留着兴奋的红晕，尤其是南昌，他吃着饭，不自觉地会微笑，蹙眉，甚至自语，喃喃的，不知道在说什么，等意识过来，脸就更红了。他注意不到陈卓然在与姐姐说什么。也注意不到饭桌上正发生什么。有一日，离开饭桌，回到房间，陈卓然没有接着先前的话题，而是颇为突兀地说一句：你大姐是和我大姑同样命运的。南昌的思想还在宏观的世界里，猛一听陈卓然提到某人的命运，有点回不来，虽然这人是身边的至亲，但因是至亲，就不会想到“命运”这个词。陈卓然又说了一句：你大姐的将来就是我大姑的现在。接着，便向南昌介绍起他的大姑，终身未嫁，在他们家操持家务，抚育侄儿侄女，最后总结道：这是一类女性的命运。南昌明白他的意思了，只是不明白他怎么想起说这个。此时，陈卓然沉浸在某一种思绪中，这种思绪似乎离他们的话题很远，是南昌无法介入的。于是，两人都静默着。可静默并不使他们难堪，只有至交才可能静默相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