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亭，仲逸才落座，便要回答朱载垕一连串的三个问题。

“西北多旱少雨，今年开春尤甚，个月，下过一场春雨，但雨水太少，只能润湿地面薄薄一层。下官返京时，当地耕农大多还未播种”。

仲逸据实禀奏：“若百姓们不种地，几乎再无其他收成。如种茶、养蚕制丝，气候所致、水土不服；瓷器、木制品、酿酒，这些又不成规模”。

不用说，朱载垕问的庄稼收成如何？当地百姓生活如何？皆是否定答复。

“至于民风，西北人性情豪爽，做事实诚，能吃苦耐劳，也愿帮助亲朋四邻”。

仲逸继续道：“只是如此辛劳一年，日子却依旧过的疾苦，下官深有感触”。

仲逸刻意没有提到大煤矿与税赋两项，不过二位钦差到京后，朱载垕必知晓此事，而他所问的三个问题当，也似乎并未涉及这两项。

至少，没有明确指出。

大煤矿不靠天吃饭，无论干旱多雨，谈不收成，因大煤矿而改变生活的，只有三边镇，以及该县的百姓，其他临县甚少。

大煤矿，还波及不到整个榆林府，甚至西北。

三边镇附近的民情，不是整个榆林府，也不是整个西北的民情。

如今，大煤矿之事已闹到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当地衙门不敢轻易行事，苦力各自逃散后，也再无人敢抓回去。

毫无疑问，三边镇那些做买卖的人，会渐渐离去，没有苦力与打手维持生意，自然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大煤矿暂时得以控制：至少没有人再抓苦力，更没有人拿皮鞭抽打他们，这些人回到各自住地后，还可以耕种田地。

至于查出背后的官吏，那是朝廷的决断，与百姓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已可以正常生活。

这仅仅是大煤矿，而整个榆林府，甚至陕西布政司，百姓疾苦的症结，并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