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政策是在为特定一部分人服务，而忽略了需要支持的另一部分，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媒体机构的空间就非常小。

正午：现在一些大的门户网站纷纷开始经营一些写作平台，但他们的努力也很难构成舆论的主流。

吴靖：资本也要为了自己的社会信誉、社会地位来买一些单，这种行为当然是很好的，有总比没有强。但它们也是有偏向的，不是完全的公共平台，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权完全两极分化，有些群体在中国媒体上已经获得不了关注，他们没有引发全社会讨论的机会，他们是大的媒体资本不会关照到的群体。

正午：具体来说，是哪些群体？

吴靖：比如涉及留守儿童的一系列案件，这么大的丑闻，在中国当下充满抱怨和不满的舆论环境中，似乎应该引起对制度的批判才对。相比之前动车事件引发对国企的批判、吴英案对非法集资的讨论来说，这个持续了十几年、影响上亿人的问题，引发的报道却不多。当然我没有做定量的研究，但我没有看到特别热闹的讨论，媒体话语都很偏颇。我们的世界现在被单一、选择性地报道，尽管媒体渠道越来越多，但城市中产阶级所遭遇到的问题才是问题。

正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还是资本吗？比如说从北大毕业的学生，还没有进入社会，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吴靖：这是一个系统，工作人员也不是被动的工具，他们是通过教育、社会化的过程，才成为有特定理念的群体。这么多年的市场化媒体培育出来的年轻一代，进入学校学习媒体技术，再进入到媒体，这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环。就是说新一代的媒体从业人员都没有接触到城市中产阶级以外的事情，但传统上我们对于媒体的期待是打开世界的窗户，不仅是认识更广阔的世界，而是让不同的阶层互相认识相互了解。所以很难说这些工作人员直接受到资本的压力，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在结构上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