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就往回赶，一路时时流泪，一句话都没有。

宋运辉原以为火车上的人已经精彩万分，到了学校才知道，同学才是真正的五湖四海。班里最大的同学年届三十，有儿有女，整整比他大十四岁，还领着工资上学。最小的也是高中应届毕业生，还是比他大，班里系里所有的人都叫他小弟弟、小神童，他到哪儿办事，人家一看他的稚嫩长相，都忍不住哈哈笑着问他是不是那个小弟弟，他竟成了小小的名人，比有儿有女的大哥还有名。而他的家庭成分，在他寝室八个人中，还算是小儿科的，寝室老二的父亲，还是上报纸的老右派，这让从小忍到大的宋运辉如释重负。教他们的老师也是右派分子，可在迎新晚会上，几个以前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过的教授讲师还欢快地跳起苏联舞，矮着身子跟鸭子走路似的。受他们的欢快感染，宋运辉感到自己可以不用一忍再忍，他终于偶尔说几句心里话。宋运辉几乎是一滴不漏地将这所有新奇事写上信纸，一周一封信地往家里寄。这些信宋运萍都爱看，看了好奇又回信来问，但做姐姐的总不忘后面跟一句，嘱咐弟弟不能忘记读书。

宋运辉怎可能荒废学业，别说他是真的喜欢读书，就算是他想贪玩，那些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的大哥大姐也会裹带着他读书，读正书闲书。“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学习资料非常简陋，几乎没有像样的课本，很多是学校自己开工拿油墨印的，有的是老师每次讲课带来自刻蜡纸印出来的几张教材，还有的连书都没有，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记，英语更是从ABC开始学起。老师都恨不得把所学所知一股脑儿塞给学生，总教育他们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学生也是再苦都愿意。宋运辉年少记忆好，学什么都比高龄同学来得容易一些，让那些大哥大姐羡煞。

班级寝室里，说起学习，宋运辉如鱼得水，但说起时事，他立刻哑口无言，他什么都不懂。他那封迟来的录取通知书，大家替他分析，是有人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