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然后从背包里拿出笔记本，递还给我。笔记本里还夹着一张纸条，上头写着：“星期三真对不起，你生气了吗？”

课上到一半，正当教授在黑板上白描希腊剧的舞台装置的图案时，门再一次被打开，两个戴着头盔的学生走了进来。仿佛两人一组的相声似的，一个长得瘦瘦高高、肤色白皙，另一个则矮矮胖胖、肤色黝黑，还蓄着不挺相配的胡子。高个子抱着一堆传单，矮个儿则走到教授那儿，告诉他说剩下来的时间希望能让大伙儿讨论，因为还有比希腊悲剧更严重的问题已经蔓延到全世界了。那根本就不是要求，只是通告而已。教授于是回答说，他不知道眼前的社会还存在着比希腊悲剧更严重的问题，不过反正多说无益，就随便他们好了。说着便抓住桌缘放下脚，然后拿起手杖，一跛一跛地踱出教室。

当高个子在分发传单时，矮个子就立在讲台上发表演说。传单上用一种能将所有事物单纯化的简洁字体写着：“粉碎虚假的校长选举”“集结全力支持第二次全校罢课”“痛斥日帝＝工学协同路线”，立论是相当冠冕堂皇，内容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里头的文章一点说服力也没有。既没有令人折服的地方，也没有煽动性。矮个子的演说也好不到哪儿去，根本是老调重弹。旋律不变，变的只是歌词罢了。我觉得这伙人真正的敌人其实并不是国家权力，而是缺乏想像力。

“我们走吧！”阿绿说道。

我点点头，站起身来，两人便一同走出教室，就要踏出去时，矮个子对我说了些话，但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阿绿则向他挥挥手，道了声再见。

“喂！我们算不算反革命呀？”走出教室，阿绿对我说。“如果革命成功的话，我们会不会被吊在电线上呢？”

“在吊死之前我想先吃午饭。”我说。

“对了。我要带你去一家餐厅，虽然有点远，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要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