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单纯出于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30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也许终归我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困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概是说高中一年级（高中！）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同对方困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