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应性，“为此就必须深入真正黑暗的场所、深入自己身上真正恶的部分，否则产生不了那种共振。即使能够进入黑暗之中，而若在不深不浅的地方适可而止，也还是很难引起人们的共振的——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真构思恶的”。（《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见《文学界》杂志2003年4月号）村上不止一次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自己心目中形式最理想的小说”（其次是《群魔》），他就是想写这种包括恶在内的具有多重视点的“综合小说”。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部作品在窥测、发掘和剖析人性内涵方面可谓出类拔萃之作。

其次一个原因，在于村上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和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他在1995年11月与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谈中，一再强调日本战后“尽管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清算，没有将那场暴力相对化，而采取了一种“暧昧”以至“狡猾”和“伪善”的态度，因而他对日本日后的走向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并且是从二十九岁开始写小说以来就怀有的。但在“冷战和经济起飞时期，毕竟有一个社会框架，社会中还存在类似自然治愈力那样的东西，而现在自然治愈力正在社会混沌状态中摇晃和衰弱，frustration（失望）日益加深，所以才会发生奥姆真理教事件”。（前引《文学界》）这使他愈发觉得日本在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相当大的变化，可能发生什么甚至已经在发生了，这也促使他放弃了以前的detachment（超然），开始深入思考commitment（介入）这一问题。而如果要commitment，就势必把笔锋指向“恶”——历史的恶、现实的恶、绝对的恶、相对的恶，以至超越善恶的恶。“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