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问题不大，脉膊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们这儿有药么？”“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