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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篇 文学语言的泛政治化死亡(2 / 12)

翻译体的意识流语言,作品的内在观念完全是传统的。高行健的模仿近于抄袭,他的《车站》在结构上照搬《等待戈多》,只是他加了个中国式的光明的尾巴。贝格特的等待是绝望,彻底的绝望,永远等不来戈多,而人们只能无奈地等下去,等得无聊,等到老,等到死。

高行健的等待最后是不再等了,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摆脱那些继续傻等的人,孤独地走了,去寻找希望,而不是毫无作为地等下去。你看,这类当时的先锋实验剧,从西方的荒诞剧汲取灵感,居然最后还是那种文学观念,光明的尾巴。

王朔:不光是我中毒呀,连艺术先锋们都可以引以为同道和知己。

老侠:王蒙的意识流是瞎扯淡,汉语的时态就写不了意识流小说。这么简单的语言时态,怎么能模拟出人的意识的流动。语言是思维方式。西方人的复杂的时间观念使他们的语言的时态极为丰富。咱中国人似乎从没有时间概念,王朝的循环与时间的静止相一致,也与语言中时态的贫乏粗糙相一致。中国每个帝王一登基就要改元,就要割断时间重头开始,就是这么一代代循环下来,时间像一个封闭的圆周,每个帝王都把自己封闭在这个圆内。李阳特运儿,还用"东方意识流"命名王蒙,似乎这种东西是咱东方作家的创造,是西方作家的语言实践与咱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实际上,王蒙的意识流完全失败,就他自己的作品而言,那批意识流作品肯定是最糟的。

王朔:你没看现在的年轻人的东西,全是翻译文体的痕迹。我觉得什么文体都不重要,翻译体也是咱的国粹,是咱自己创造的。我就觉得作家自己在语言上的创造胜最重要了,有了创造性,也能弄出好的翻译文体。用汉语写作,主要就看作家的汉语感觉了,即使是翻译,语言的出彩与否,与原文无关。

老侠:比较有点几个人东西的是马原、余华等八十年代后期的翻译体作品。就说余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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