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讲话。这很愚蠢……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史迪威只是中国的一名匆匆过客，在中国没住多久，但已经把局势看得很清楚了：“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专横、不容他人、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

我们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卫战，老蒋虽然对外宣称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颇有誓与国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决绝。但实际上老蒋吓尿了，他以为日寇即将攻破三峡、杀入重庆，他紧张到当着美国人的面，对汇报军＂qing　ren＂员发脾气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军进攻石牌）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

而让史迪威最无语且愤怒的是，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这么重大的事情，常凯申没有跟任何军政部要员商量。史迪威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讨论作战计划，何应钦表示一无所知，气得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如果何（应钦）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者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指老蒋）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常凯申是很难被人说服的，他在没有任何证据是轻易下结论，且不可更改。他在面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同时，必然坚信好消息，即便所有线索都证明坏消息才是真实的，他依旧相信好消息。

对于这一点，史迪威同样深有感触。

在远征军作战问题上，常凯申的很多做法让史迪威匪夷所思，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