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卿说：“嗯，以前是清华的，现在都叫西南联大了。周先生要到总办公处？很近的，我带你过去。”

周赫煊进城时坐的是副驾驶位，保镖们都在车斗里。现在多了一个黄子卿，周赫煊干脆也坐车斗，拆开一包香烟递了过去。

黄子卿顿时眼睛发亮，把香烟放在口鼻间嗅了嗅，开心地笑起来：“美国骆驼烟，就是这个味儿，真是怀念啊。”

周赫煊把剩下的大半包也递了过去：“别人送的，我不太习惯抽骆驼。若是黄教授喜欢，那我就借花献佛了。”

黄子卿哈哈大笑，爽快地接过烟盒：“周先生，你不用怕我丢面子。我老黄别的嗜好没有，就爱抽上几口，多谢你的美意了。”

周赫煊掏出打火机帮黄子卿点上，问道：“西南联大的老师们过得很窘迫？”

黄子卿如实说道：“在长沙时还勉强凑活，搬来昆明以后就困难了。一个个都拖家带口，工资还只发七成，反正我的积蓄已经用尽。岱孙兄{陈岱孙，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下狠心把烟戒了，我却戒不了，平时只能买土烟解瘾。今天实在馋得慌，跟个大烟鬼似的，脸面都丢尽了。”

周赫煊当然知道西南联大的老师很困难，但没想到这才1939年就开始生活窘迫了。工资发七成那是自愿，为抗战节省经费，但今年的物价涨得太凶，老师们很难单靠工作养家糊口。

西南联大说起来很牛逼，后世提起来各种浪漫，但真实情况非常糟糕。三校间的矛盾就不说了，老师们年年喊涨工资，为了赚外快，很多知名教授不得不给花边小报写文章。

现在其实还算可以，至少老师和家属能填饱肚子，到1941年以后就更惨了，物价已经涨到外太空。1943年甚至有西南联大教授集体绝食请求涨薪的传闻，蒋梦麟在重庆吓得连忙打电话制止，教育部这才给每位老师加了400元到700元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