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周赫煊的及时提醒，史量才在七月底就离开上海，躲进天津的法租界找朋友喝茶看戏去了。

在离开上海之前，史量才希望鲁迅能写一篇文章，帮周赫煊说说话、正正名。

鲁迅当时没有拒绝，但也没有答应，他不想掺和这种破事。直到《中央日报》刊登赞扬周赫煊的社论，舆论风向瞬间翻转，鲁迅才突然用本体大马甲开了一篇，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

原文如下——

《花边漫谈》

“周明诚在近日遇到了麻烦，中国报纸泾渭分明的分做两派，一派极尽诋毁，一派高高捧起……史君离沪前，曾邀我做文章，为周氏摇旗呐喊，尽一份朋友的心意。”

“我与周氏曾在北平见过一面，他不喜欢喝豆汁儿，可见并非同我一路人。他有他的想法，他对中国是抱有乐观主义的，而我恰好相反……我对周氏的私人生活并不关心，但他的文章我必看不落，不可不说他是中国顶有自我思想的学问家……”

“这次报纸论争的结果让人惊奇，短短几日时间，西风东风合做一团，骂得激烈，收得也突然。像是全中国的报纸，一夜之间忘了有场骂战，竟齐齐唱起了赞歌……”

鲁迅开始在文章里讲故事，讲一些让人摸头不知脑的故事，句句都在暗讽无良媒体溜须拍马，只知道逢迎上意。他根本就不是在帮周赫煊说好话，而是借机骂国党的舆论控制政策。

这篇文章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之后，鲁迅又加班加点的写出第二篇文章——

《周氏与泰氏之比较》

“有个叫‘竺震旦’的印度诗人，曾在中国掀起大风浪，他即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