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离开以后，南汉宸在总编室走来走去，突然说：“佩琛同志，周先生这边缺一个专线联络人，你有没有信心把工作干好？”

于佩琛不解道：“我们就在周先生的杂志社工作啊，随时都能见面，根本不需要专门的联络人。”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南汉宸摇头说，“我在西北从军从政多年，又参加过北伐战争，天津租界很多寓公都认识我，随时可能暴露身份。杂志又被日寇所不容，被全国百姓聚焦关注，而且在老蒋那里也是挂了号的。一旦哪天出现问题，我要么被捕，要么只能逃走。而周先生对党组织非常重要，必须有一个人专门负责联络他。”

于佩琛点头说：“我明白了。”

南汉宸继续道：“你以后要停止一切地下活动，不要跟党组织有任何牵连。即便我跟其他同志被捕，你也必须置身事外，你的任务是做周先生和党之间的沟通渠道。”

“我该怎么做？”于佩琛说，“我平时也不常见到周先生。”

南汉宸笑道：“我会推荐你做周先生的秘书。”

于佩琛问：“周先生会同意吗？”

南汉宸自信道：“他肯定懂我的意思。但你要注意一点，你的身份是联络员，不要对周先生指手画脚。即便他做的事情跟你理念不和，即便他说了党的坏话，你也不能站出来干涉。你应该获取他的信任，而不是引起他的反感，毕竟谁都不愿意身边留着个情报工作者。”

“周先生真的可以绝对信任吗？”于佩琛问，“我知道他是爱国知识分子，但他同样也是资本家，而且似乎也不愿加入我党。”

“没有谁是能够绝对信任的，”南汉宸说，“包括我在内，我也不知自己是否能够经受住严刑拷打。所以我不该知道的绝对不问，我来天津已经快半年时间，还没有跟天津本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就算哪天我被捕入狱，受不住拷打而招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