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兴盛时期,各种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中尤以文学研究会的声势最为浩大。
可到了1930年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经结束。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小说月报》,也在去年遭到国党上海党部的警告。发行单位商务印书馆怕惹事,也各种打招呼干预,导致很多文章都不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渐渐的,《小说月报》失去了对作家、以及文学青年的号召性。主编郑振铎、叶圣陶等人,面对此种情况无能为力,他们在今年底就会离开商务印书馆。
与文学研究会一样,如今大多数文学团体都处于茫然阶段。
一方面,北伐胜利后中国的社会现状,让作家们不知何去何从,一下子失去创作激情;另一方面,国党对文学作品的高压管理,又让作家们受困于种种限制,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畅所欲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界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在共党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萌芽月刊》。
不管是左翼作家联盟,还是《萌芽月刊》,都让中国文坛为之一振,许多作家再次爆发出创作热情。
国党对此是非常警惕的,由于左联作家成员散居各地,许多人还住在租界里边,国党暂时还不敢、也没能力胡乱逮捕。但《萌芽月刊》却受到国党的严密监视,但凡这本杂志刊登言论出格的作品,立马就要被查封。
历史上,北方左联都还未正式成立,上海的《萌芽月刊》就遭到查封,仅仅只发行了五期。
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第六期《萌芽》改头换面,改名为《新地月刊》继续发行。《新地月刊》发行1期再遭查封,可左联的机关刊物却越封越多,不仅有《拓荒者》、《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北斗》等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还有秘密发行的《文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