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胡适与陈德征的论战，已经进行了大半年。

现在已经没有报纸杂志敢刊登胡适的文章，这位先生被国党的整个御用文人集团围剿，几乎成为人人喊打啊的落水狗。

别看胡适平时彬彬有礼，对谁都温和礼让，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但他发起火来还真是个暴脾气，国党御用文人骂得越凶，他反抗起来也就越厉害。

短短半年时间，胡适连续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拥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和《新文化运动与国党》数篇文章，掀起雷声大雨点小的民国人权运动。

胡适的文章直指南京政府与国党，强烈反对国党将党权凌驾于人权和法权之上。特别是后面的那两篇文章，越写越激烈，一篇公开质疑孙中山，另一篇甚至出现这样的内容：“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党是反动的。”

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党是反动的。

上面这句话，在《新文化运动与国党》中反复出现。胡适从思想自由、对文化的态度等各方面，举例分析并指出国党的反动性质。

胡先生的胆儿也太肥了。

幸好胡适跟宋三小姐关系不错，自己的名气也够大，不然他估计已经被逮捕了。

上海，法租界。

新月书店（出版社）。

胡适、梁实秋、罗隆基三人，拿着他们整理出来的文章集子，找到新月书店的经理潘孟翘说：“潘兄，你不是一直愁着无书出版吗？现在就给你送稿子来了。”

潘孟翘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哥哥，他只翻看了几篇文章的标题，就叫苦道：“你们祸害了《新月》诗刊还不够，又要来祸害新月书店？”

“什么叫祸害？这是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梁实秋大义凛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