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理论亦源于此书……”

周赫煊大谈西方列强的法制精神，接下来又把孙中山当做自己的理论武器，他写道：

“民国七年，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中指出，中国的革命程序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常总司令已经宣布革命进入训政阶段，何为训政呢？中山先生称为‘约法之治’，既制定约法，军政府、地方议会以及人民都要遵守，目的是让人民养成平等自由的资格和掌握主权的能力。

而今之民国训政，只见军政府，却不见约法，或者说法律并不完善。

最近有人说，党即是国，党即是法，这是在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吗？

上海党部封禁我的《神女》和《狗官》，我有两点异议。第一，法律依据在哪里？第二，执行机构在哪里？

一没有法律，二没有合法的执行机构，此乃违背中山先生之训导。

我请求中央政府，先订法律，再设相关执行机构，继而封禁我的作品，本人毫无怨言……”

周赫煊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开始讨论以法治国的好处，以人治国的坏处，把问题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而且每隔几句，都要提一下孙中山先生，反正把这尊大神搬出来，那些国党都找不出话来反驳。

第二天上午，《大公报》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将这篇《论法的精神》全文刊出，立即引起进步人士的热烈支持。

特别是上海地区，陈德征玩得太疯狂了，不讲道理的见人就怼。他此时主办着上海《国民日报》，经常自己写文章讨伐某人，然后让手下的党棍，甚至是出动流氓混混行凶，完全无视法律。

周赫煊这篇杂文一出，立即被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开始批评上海党部的胡作非为。

然而，圣斗士毕竟是圣斗士。

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

隔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