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四楼，就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口斜靠着一个老头，门前的牌子上写着——调查五室。

半大老头看见郝文明就急了，就操着一嘴的陕西话，冲着郝主任嚷嚷道：“咦，你这瓜怂，可算来咧。”郝文明白了半大老头一眼，回了他几句京片子，“老左，你着什么急，不是我说你，这才几点？”

半大老头是真着急了，不再理会郝文明。从地上拿起两个带有密码锁的手提箱推到我和孙胖子面前，“你俩是新来的吗，甚事都不要说咧，这是民调局的装备，你俩先拿走，手续以后再办。”说完都等不及电梯，直接冲下楼梯。

我和胖子手捧着箱子，目瞪口呆地看着半大老头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

郝文明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八成他又淘着什么好东西了。”说完拍拍我和胖子的肩膀说：“给你们找个地方试试装备，顺便再给你们讲讲民调局的事儿。”

1982年，一个叫做“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的部门从公安部分离了出去。这个所谓的“办公室”低调得离谱，甚至连公安内部也没几个人能确切知道其工作的性质和权限。

其实这个部门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是在国民党时期“宗教事务处理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最早的前身是首都卫戍部队特别科，后来归了公安部，当时的名称是“公安部特殊档案管理处”。

当时这个特殊档案处的班底只有七个人，一个主任，六个办事员。第一任主任是从朝鲜回国志愿军的团政委转业担任。六个办事员具体情况不详。这样的班底成就了几十年后民调局六个调查室的格局。

特殊档案处成立初期，办公地址选在了首都郊区（现在民调局的所在）。当时这里算是被人遗忘的角落，除了部里的财务每月来发一次工资和办公经费之外（很奇怪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公安部领），就很少有外人来过。

这七个人平时每天的工作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