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热情，她冷冷地说，“好，放在桌子上吧。”

我把画放在夏丹的办公桌上，她半天没理我。我傻站着，觉得她应该说点啥。

好半天，夏丹才问：“刘宝林，还有事吗？”

“没有。”我丈二和尚地说。

“那你回去吧！”夏丹说完埋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

我诚惶诚恐地离开校长办公室，心里不知道把画给夏丹是对还是错。这时，王德良迎面走过来。

“夏丹叫你干什么？”王德良警觉地问。

我没敢说实话。只是说，她问我妈的身体情况。王德良半信半疑地“哦”了一声。然后说，“别忘了晚上到我家学画。”

我也“哦”了一声。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我吃完晚饭，背着画夹子去王德良家，刚走到王德良家，发现有几辆军用吉普车停在他家门口，几个穿着白色警服的公安把王德良从门里拽了出来。王德良的手腕上还戴着手铐。

我惊呆了，也吓坏了，我发现两个警察抱着王德良的画从他家出来，一个警察还在他家门上贴了封条。许多围观的人躲得远远的。

一个公安开车门时，我看见了高光他爸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还抽着烟。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胆量，跑了上去，一把拽住那个公安。

“你们为什么抓王老师？为什么拿走他的画？”我根本不问高光他爸，我知道害人的事准少不了他。

“他是教唆犯，是臭流氓！”那个公安冷酷地说。

“他怎么教唆了？他怎么耍流氓了？”我据理力争地问，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他教学生画黄画，画大毒草！快躲开，别耽误我们执行任务！”那个公安一把推开我说。

王德良无助地望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他挺着胸，昂着头，一瘸一拐地被押上了车。那样子就像革命烈士要英勇就义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