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过两天张国昌过生日，他点名让你去。”我皱着眉头说。

“这说明他认我了，在成都时他不就说了吗，‘这两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张怀亮得意地笑着说。

“不瞒你说，大哥，”我苦恼地说，“我烦透了官场上的生日了。张国昌让我尽量多地掌握上下级领导的生日，甚至领导夫人、父母、孩子的生日，随时提醒他，我都记一小本了，张国昌两口子很热衷于给领导们过生日。”

“生日不光在官场上是门艺术，在商场上也是个由头。”张怀亮颇具城府地说。

“大哥，张国昌的生日到底怎么过好？”我试探地问。

“你就不用管了，投其所好准没错。”张怀亮圆滑地说。

我和张怀亮是一起飞到北京的，张怀亮住进了长城饭店，我却住进了市驻京办。下午，我开着驻京办的车去中央党校，带着我苦熬心血写成的毕业论文，准备向张国昌交差。为了这篇毕业论文，我苦熬了二十多天。

眼看没几天就要离校了，张国昌清闲得很，我推门走进宿舍时，他正坐在写字台前玩笔记本电脑里的扑克游戏，由于玩得上瘾见我进来根本没动地方，只是示意我先坐，我抽了一支烟，他才兴趣盎然地关了笔记本电脑，看样子是赢了。

“家里有什么重要新闻吗？”张国昌转身笑呵呵地问。

“李国藩最近去了韩国，花重金见了韩国总统，被外交部反映到国务院，国务院领导在外交部的报告上给李国藩严厉的批评。”我投其所好地说。

“别看李国藩整天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的，其实政治上一点也不成熟，韩国总统也是你见的？也难怪，就他那不可一世的做派，美国总统他照样敢见。”张国昌轻蔑地说。

“《东州日报》报道得也很有意思，称东州市政府代表团团长李国藩会见了韩国总统，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俨然是两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