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乐观，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网膜的情况……

我不死心，回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去著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

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珍检查。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了头。

“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

我和你妈妈还是不死心，向美国医生请教，开医院的王绪伯伯说把病历给他，他去找眼科医生研究。

只是，检查报告都太不完整了，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清楚的照片，单凭那简简单单几行字和一张普通大头照，医生很难判断。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昨天，我们得知：

长珍已经完全失明。

难道她就此一生都再也看不到了吗？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

许多朋友说：这世上需要救治的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去捐建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能读书，不必为一个孩子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也想到台湾的慈济上人，帮助长江水患的灾民重建家园，有人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