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责。”

杜建国道：“你个人是没有问题，但是整个运作机制出了问题。修建垃圾场应该尽量满足村民的要求，依法行政。”

王桥道：“不谈这些抽象的理论。我问你一个具体问题，按照建设部的部颁标准，垃圾场的搬迁要求是夏季主导风向五百米内要逐步搬迁，如果恰好有一个五百零五米的，搬还是不搬？从实情来说，如果五百米会受到影响，五百零五米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五百零五米搬了，五百零十米、五百零十五米难道不应该搬迁?如此一来就永无尽头。”

杜建国道：“建设部制定五百米的规定就是错的!”

王桥道：“就算建设部制定的规定是错的，我们一线人员在建设部标准没有修改之前必须执行部颁标准。”

杜建国坚持道：“我们要以人为本，垃圾场周边村民不应该因为垃圾场的修建而影响生活，这是对为政者基本的要求。”

王桥感觉和杜建国的思路是在两条轨道上跑，道：“打住，不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讲点毕业后的风花雪月事。”

两人毕业以后，因为工作单位不同，看待问题的视觉悄然地发生变化。

一路聊着离别以来发生的事情，二十来分钟后来到山南日报大楼前。

杜建国指着大楼道：“大楼十六层是领导层，他们在十六层上指挥大楼所有人员，影响全省舆论，很牛吧。我的理想是在四十岁的时候从现在的三楼上升到十六楼。蛮哥，你的理想是什么？”

王桥遥望着与山南日报相距不远的省委大楼，想象着前女友晏琳行走于其间的场景，道：“我的理想很简单，从哪里摔下去就从哪里爬起来。十年之后，我要在省委大楼有一席之地。”

杜建国道：“十年回省委，难度太高，蛮哥是不是有了门路？”

王桥道：“没有半点门路，就是给自己定一个或许不切实际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