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要说话，却看到一旁又站出了几位言官。一名五十来岁的言官神情冷峻的对岳阳道：“岳侯爷，您如此咄咄逼人是否有些过了，陈大人也是一片公心，你如此苦苦相逼莫非真想置他于死地吗？”

“正是。正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适才陈大人言辞确实有些过了，可您如此咄咄相逼却是不应该吧。”这位刚说完，旁边一位年轻的言官又接上话了。

看到这样的情形，众人文臣算是看出来了，今天这些言官是打算和岳阳彻底卯上了。

“嘿嘿……”

岳阳却是被气乐了，看着这群义正言辞的言官，他感到一种莫名的讽刺。

明朝是华夏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王朝。特点就是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出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因为在明朝，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因此，明代言官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

对于这样的人岳阳历来都是最痛恨的，正是因为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才将朝廷弄得乌烟瘴气。

毕竟世界上再没有比“挑刺儿”更容易的事情了，再完美的人和事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万历时期，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写了一篇《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