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太过流于书生意气了。所谓建书院明圣道，所谓崇国体尊大臣，所谓清奸佞肃法司，这一切都是早就应该干而没干的，当时再干，恐怕未必来得及了。即便在后世皇权独大的伪清，胤穷其一生痛饬吏治也无非是人亡政息，弘历初年就冒出了轰动全国的山西学政喀尔钦布政使萨哈谅两大墨案。崇祯十几年的时候再整吏治明圣道正人心清奸佞，还是那句老话，谁去干？怎么干？从哪儿开始“整”？

“整”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收效？河南烧房子的李自成等不等？关外蹲着的辫子们等不等？说句事后诸葛亮的话，当其时最为紧要的，一是人才二是粮饷，所求无非“乱世能臣”与“兵马钱粮”二者而已。但在“君子不言利”的明末理学大家刘宗周先生看来，所谓“利”不过是小人趋之若鹜的东西罢了，君子治国靠的是“德”。硬是要这位蕺山学派的创始人脱离思想理论指导工作，去鼓捣不屑为之的兵马钱粮恐怕也是强人所难了。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姿态，崇祯也是全盘接受了他的建议。当问道具体如何去做时，刘大家也是一阵的语塞，要他们这些文人耍嘴皮，那绝对是天下第一，一用到实际，他也是直接瞎了。这也是当时的东林党人的通病，就算是换汤不换药的清流党也是同样如此。

好在，他的东林盟友东林党人李日也是站了出来，“陛下，朝廷此时，想理清吏治，极为艰难，所难之事，无过于粮饷之举。若是粮饷充足，官兵训练充足，自可以一当十。为今之计，当多求开源，重振官军威势。”

当崇祯有些期盼的目光望过来时，李日从容不迫地道：“京师富户甚多，大明养士数百年，此朝廷危困之时，正是士绅豪族报效国家之时。臣之借助，便是发行借券，让官员富商捐献钱粮，以度国家燃眉之急。相关条文，臣己详细载于疏上，若皇上同意微臣之策，外廷官商，皇亲国戚，积少成多，轻松便可得巨额钱粮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