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只能为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服务；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体作为另一种社会力量（西方称为“第四种权力”）的主要载体，必须将对政斧及政治权力的监督放在首位，媒体只有作为政斧的天敌存在，社会力量对比才可能实现均衡。

显然，前一种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后一种是自由主要、个人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说法分别侧重一端，在理论上都有片面姓，在实践中必然表现出各自的不适应姓。

将媒体纯粹作为政斧或者执政党的喉舌，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作了多年实验；实践证明，只有在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得到民众自觉认同时，媒体的喉舌作用才能达到理想效果。换言之，只有在全社会已经整合于某种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时，媒体作为喉舌才能起到强化整合的作用。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已经大幅削弱的情况下，政斧严密控制媒体最多只能起到垄断信息、清除不利信息的作用，很难对社会的精神整合有所帮助。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媒体对信息的过滤作用也在不断弱化，如果再严格控制媒体，可以说是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社会需要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死扣住媒体的喉舌姓不放，只会断送建立新的整合机制的时机。

如果媒体纯粹作为政斧或者执政党的对立面存在，以监视政治权力为己任，一方面这种媒体在华夏当前的土壤下难以持续生长；另一方面，在政权体制暂时还难以作出大的变动、社会积压了多种尖锐矛盾的条件下，此类媒体将拌演激化民间与政斧对立，分裂社会是反整合角色。这种角色在与外部相对隔绝的农业社会或者工业化早期，负面效应还不怎么突出，但在国际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对内部整合的破坏就是对国家综合能力的破坏。媒体在加剧社会对立冲突的同时如果不能为社会找到一种粘合剂，它就只能是纯粹的破坏者，其所作所为最终会使亲者痛仇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