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并不因此完全否认何仇的说法不正确。华夏和印度的差距可以看出，没有权威，只谈明煮，这样的明煮是办不成事的。同样在市里修一个天桥，华夏的人如果政斧决定搞了，考察论证一星期月，审批一个月，半年修好，天桥投入使用，全市人民都受益了。而在印度，政斧想修，论证一个月，然后问周边居民，一部分居民不同意，于是搁浅一年，第二年政斧又想起这个事了，继续论证一个月，然后问周边居民，还是有人不同意，于是再搁浅……结果八年后，天桥的规划还是一个规划，交通拥堵、车祸频繁依旧。

可见有时候，一定程度的集权是需要的，但是萧宸担心的是，这个集权也得有个度。在他看来，如何仇这般，强行扣下全县公务员的工资的百分之多少用来满足行政改革，即便他完全理解何仇的苦心，也依然觉得是错误的。

萧宸历来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政斧该做的事情由政斧来做，绝不能由群众来买单。老百姓是交了税、守着法的，在这个基础上，甭管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该是政斧干的事情，凭什么让老百姓再掏一次钱？这就好比一个人去饭店吃饭，他已经付了饭钱，结果你饭店装修、请大师傅甚至买菜的钱还来找他收，那自然怎么都是说不过去的。

而在对待国有企业改革上，萧宸和何仇两人的方式更加不同。何仇很彻底，就是一竿子卖到底，所有的国企都不要了，全卖掉，卖干净拉倒，全体走私营的道路。

而萧宸则是坚持能救的救，不能救的改。用什么办法救呢？制度，改掉行政干涉企业的制度，你能领导这个企业赚钱，你来做；你不能领导这个企业赚钱，你下台。做得好，赚了钱，你也分红；做得差，亏了钱，你也蚀本。这就是萧宸的原则的一个简单说法。虽然同样是借鉴外国的经理人制度，但萧宸也同时借鉴了外国的国企经理人制度，萧宸现在要干的，也是最有难度的，实际上就是让政企合理分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