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我过去在挑选李利伟作为远东稀金总经理之前总结过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经理，要怎么把位置做稳？我们知道在西方，你这个企业搞得越好，给股东赚的钱越多，你的位置就做得越稳。但是现在我们国有企业不是这样，你坐稳位置的最好办法，是把这个企业搞得不死不活，你不能让他赚太多钱，也不能让他太糟糕，赚太多钱政斧可能换一个更有‘级别’的总经理来，亏太多钱那当然你也得被调走——这是我们的基本形态。很多大的国有企业搞得优秀的，是总经理非常有改革精神，他可以为下边的员工解决激励机制，但是始终没有人给他自己解决激励机制。所以国有体制下，经理人容易两极分化，一个变成雷锋，真正的活雷锋，为事业为国家干事，另一类容易变成[***]分子，这里面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能够使得一个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同时自己得到比较好的报酬，这样使他有持续的积极姓，为国家和社会干事。有一部分在过去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不计功利，不计名利，最后也走向反面，这恰恰是制度需要我们深思。”

萧宸这一段话分析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王文华书记恍然道：“哦……市长的意思是，一个企业搞得特别差，我们要对他进行两个置换，要搞产权改革，给经理人和员工一定的激励，让他们更有开拓精神，能够把企业做上来，这样的话，我们国有资本虽然看起来是分摊薄了，但因为从亏损转为盈利，实际上来说，还是赚了。”

萧宸点了点头。

王书记就继续道：“而效益本来就很好的国有企业，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两个置换，进行股权改革，是因为这些企业已经有一个优秀的经理人或者经理人团队，我们为了不使得他们丧失曾经的开拓精神，不让他们因为创造了大的效益却没有拿到应有的报酬而‘被迫’堕落为贪腐分子，所以提前给他们应有的股份，来规避这种风险？是不是这样，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