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嗅觉，他是忠厚君子并不是笨蛋，到此时怎么可能还发觉不了案子里的蹊跷。

张居正老父病危，高拱极有希望回朝掌枢，恰在这个时候，一伙泼皮被捉，顺带审出当年旧案。这一切可以算做巧合，吕调阳也承认，在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巧合。但是在官场上……哪有那么多巧合可言。他相信，这种巧合背后一定有着某个推手在引导这一切，现在连张居正和张四维都对范进的奏疏感兴趣，谈论得津津有味，更让他确信，这背后有文章。

范进的奏章是与侯守用、花正芳等人分别上的，其并没提及自己抓贼的事，只是盯住了周世臣案。直接提出当时审问过程里存在的瑕疵和疑点，比如凶器太过模糊，银两不足为证，只是单方面认定荷花等三人有罪，缺乏物证人证支撑就仓促定罪。再加上朱国臣现在的亲口招认，足以证明，当日一案是冤案无疑。

人死不能复生，荷花三人都是升斗小民，朝廷不可能给什么典恤，明朝又没有国家赔偿这个概念，最多就是平反昭雪一下，然后也就没什么然后了。范进的奏章里主要分析的就是冤案如何发生，以及责任人是谁。

第一责任人兵马司指挥张国维，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真正吸引眼球的是范进所列的第二责任人，这个责任人他不认为是翁大立，反倒认为是致仕首辅高拱。在范进的奏章里指出，高拱身为首揆，大权独揽，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在案件发生后，当时已经有同审官指出案件存在瑕疵，事后还有给事中上本详细分析此案中存在疑点，当时完全可以把案子发回重审，再次调查。

可是高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或是为了早日结案清净，不管事实以及存在疑点，强行结案，最终导致三个人被定成死罪。而且翁大立是他保举的，也是他一力支持翁大立的论断，所以他的责任比起翁大立更大，应为第二责任人。余下则是翁大立、曹应甲乃至刑部几名堂官。

紧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