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正轨，民众无惶惶之心，惠民政策能坚决彻底地贯彻实施。

而反观其他党派，只求数量，不讲质量，本身就良莠不齐，心思各异。面对革命后的复杂形势，针对会党、宪党的政策又不统一，对政治斗争缺乏足够经验和应有的警惕。

光复成功，相当一部分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忙着在新的政权中瓜分利益，丧失了革命性和进取性，丧失了警惕，产生了骄傲情绪，不可一世。很多军人更是恃功恣态，大权在手，骄傲异常、刚愎自用，动辄整队质问。这样的行事，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组织，不坏事才怪。

而且，纷乱的不止一省，贵州、陕西、四川等都急待安定。

比如贵州，就要说到援鄂黔军。按当时情况来说援鄂本无可厚非，但杨荩诚以一省都督被迫率师离去，在革命独立各省是很少见的，这意味着革命政权上层的分裂。而摒弃新军而重新编组巡防队，贵州军政府行事在南方独立各省也可谓是咄咄怪事。

用陈文强的话说，贵州是一团混乱，目前执掌军政府的自党，原本是一个宪派团体，虽转型为革命团体，但并不彻底。

虽说贵州革命光复之过程极其顺利，但革命之后社会初定，贵阳各派势力云集，新军、同盟会人、会党、宪党、封建官僚、地主团练集团，龙蛇混杂。而这些人正在拼命拉队伍，正如时人云:“满城庙宇及广大住宅皆为募兵地点，无业游民及小商贩，多报名应募。

当新兵列队至南厂时，应募者担犹在肩，篮犹在手，如此部队可成军乎？而如此乱象。只有等到几派斗争出个究竟，形势明朗了，才是临时政府有理由并且出手干涉的时候。

复兴会虽然有强军在手。实力雄厚，但面对革命之初的乱象。以及革命之后的发展建设，依然不敢全面铺开，关键还是财政的制约。尽管有合资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帮助，可说到充裕，还不能如此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