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刚刚进入一九零八年，越南发起了谋杀法军士兵的“河内投毒案”，法国人立刻将嫌疑指向黄花探及其所领导的越北抗法武装。

尽管目前在越南的法军数量不足，但针对黄花探的军事打击已经列入了法国政府的计划，唯独令法国政府和驻越总督感到难办的是革命军的态度。

革命军在西南起事，起初是得到了黄花探的大力帮助的，投桃报李，革命军对越北抗法武装的装备支援也不是什么秘密。

如果对黄花探等抗法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即便不考虑革命军的配合作战，也要担心革命军的武器供给。所以，法人必须对革命军的态度有准确的判断。

从表面上看，革命军政府似乎处于有利的地位，法人忌惮，越人依靠。但这却不是那么简单，革命军要考虑到彻底得罪法人之后的形势变化，也要分析如果抛弃黄花探的结果。

而从整个革命形势看，革命军还处于一隅敌全国的阶段，再有外国列强的干涉，恐怕不是好事；可要是畏缩退让，旁观法人与黄花探交锋，一是有忘恩负义之嫌，二来等黄花探失败，法人稳据越北，对革命军是福是祸也在两可之间。

正是因为这突然的事件，革命军不能马上做出判断，入川作战便只能暂停，等待总部最后的决定。

“按理说，我国与越南同是处于列强欺压的弱势国家，都有着反抗列强的理想。如果坐视法人攻打黄花探，恐怕于理于义都不合适。”葛智初在接下来的会议中转换了讨论方向，开始征求众人的意见，以回复总部的征询。

“我们的革命尚未成功，得罪法人、招致干涉。恐怕于革命大业很不利。太平天国时，清廷与列强联合镇压，此殷鉴不可不察。”

“法人此时示好、拉拢。如果是分而治之的计策呢？唇亡齿寒，没有了越北抗法武装这个缓冲。谁能保证法人不会换副嘴脸，与我们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