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而后快。

客观的说，瞿鸿禨并非是什么卑鄙小人。他出身于耕读世家，多年的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培育了他忧国恤民的清廉品格和“为天地立身、为生民请命”的士人风骨。

而且，瞿鸿禨曾经为官多年。后来回籍守丧数年后，居然没有盘缠还朝复官，最后只能将自家的老宅出卖换取路费。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这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

也正因为瞿鸿禨清廉自守，在奕劻和袁世凯的官场逻辑中，是一个不可拉拢的人，更就是一块必须搬走的又硬又臭的大石头。

当时，奕劻是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掌管北洋新军，两人勾结在一起当然是权倾朝野。而清高的瞿鸿禨这边。真正得到慈禧太后宠信则是在庚子之难后，他在西安为代慈禧代拟诏旨，由此成为军机重臣的。自知势单力孤的瞿鸿禨，为了抗衡奕、袁组合，便引岑春煊以作奥援。

岑春煊出身豪门，气度当然不凡。但和其它贵公子不一样的是。岑春煊为人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当时地方总督里即有“北袁南岑”之称。和瞿鸿禨一样，岑春煊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

正因为类似的经历和志趣，瞿鸿禨在与奕劻等人进行党争的时候，很自然地拉拢到了岑春煊，经过他的运作，岑春煊直入朝廷中枢，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岑联盟的建立。

瞿岑联盟攻势凌厉，先是使邮传部侍郎朱宝奎罢官去职，又由御史赵启霖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要求将他们查办。

赵御史揭发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前不久的一家报纸就已经披露了。其实这两个事情结合到一起看，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来龙去脉－－－赵启霖是瞿鸿禨的同乡，而那家名叫《京报》的主笔汪康年则是瞿鸿禨的门生。很明显，瞿岑联盟又出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