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

人嘛，趋利避害是本能，投靠胜利者一边也无可厚非。坚定的革命者迎难而上，自然不在此列。但类似龙济光、陆荣廷这样的思维，却也因为革命军的大胜而在光复区的民众中盛行起来。

革命军初起之时，民众中观望的多，大胜之后呢，参加者便积极起来。道理很简单，希望的力量，前景的乐观。

会议几乎开了一天的时间，诸如军区划分、军政分离、政务管理、经济经营等问题都一一落实下来，根据地的运行机制和诸项政策从此走上了正轨。

显然，宋复华的到来使很多问题都得以解决，从这方面来看，他在此坐镇还是很有道理的。

而就在宋复华用实际行动洗清了“远距离革命家”的指责和批评时，另一个革命团体同盟会却又掀起了一场反孙运动，一些人甚至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

反孙派攻击北辰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北辰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他“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则是批评他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他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同时，安庆起义的失败，陶成章海外筹款的不顺，也使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公开化。陶成章积极倒孙，遂有《孙文罪状》一文横空出世。

对此，北辰非常愤怒，首先断绝了对由章炳麟担任主笔的《民报》的财务支持，“……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言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到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

然后，北辰以胡汉民、汪精卫这哥儿俩为班底，把南洋的同盟会统统改组，同盟会不要了，另行成立一个“中华革命党”。

如此一来，南洋同盟会的分支已经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同盟会总部，各地同盟会有事情要向南洋分支的胡汉民报告，东京同盟会已经是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