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上海，除了英商美商开设的证交所外，还没有华商设立的交易所出现在证券市场上。

洋商在上海证券市场“反客为主，越俎代我”，自然令陈文强感到不满，况且他也觊觎上海证券业这杯“佳羹”呢！

但现实的困难却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而是中国还没有一部《证券交易法》问世，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和监管程序，这令陈文强感到无措。

当然，规避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在租界内开办交易所，并且冠以洋商的名头。虽然这可能只是表象，实际上可以由华商控制，但这终究留有隐患，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心。

而诺依曼其实只是个桥梁，恐怕连他也不是很清楚犹太人财团的具体组成和最终的目的。陈文强呢，自然也不会探悉到太多的情报，谨慎小心也是必然的事情。

不是谁的钱都可以花，都可以用的。陈文强送走了诺依曼，又仔细思索了很久，才上床休息。

在上海，陈文强已经呆了数月，不管是自己的产业，还是隐蔽的事业，都处理得差不多了，他便启程赶赴汉口。

“……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革命之初创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吾已准备好流血牺牲，文强兄不必挂怀，望身后诸革命同志亦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之念……”

陈文强派去安庆送密信的手下带回了徐锡麟回信。几乎同时而来的电报便是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

恩铭还是死了，徐锡麟还是被抓了，竺绍康、王金发等江湖会党还是溃灭了。历史发生了改变。但只是大势，而并不是全部，一些事情还是按照原来的轨迹在发生、发展。

陈文强无奈而痛惜地慨叹，按照徐锡麟的家庭出身与资质，如果没有参加革命，他完全可以是一个锦衣玉食、前途光明的人。但他却为了民族大义放弃了家庭，成为了一个义无返顾的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