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希望。

而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名为宪政考察，实际上则是政治法律、经济产业、教育文化、军事科技、社会福利、公共设施乃至礼教习俗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时间有限，加上要考察的国家和内容如此之多，难免会产生一种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感觉。

客观的说，这次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很大程度上更偏重于形式上的观察而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有效的操作建议。

首先，在考察活动中，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五大臣中并无一人精通外国语言，他们在和外国政要或相关人员交流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而双方的沟通往往都需要随行的翻译人员或者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一些曾经在中国生活并会说汉语的外国人）。

由于大清帝国的语言人才极度缺乏，当时各种外语的翻译水平也很欠缺，正如考察团所云：“今远涉重洋于语言文字迥然不同之国，而使之考其文物制度，其不同暗摸辨苍黄，隔壁察媸妍也几希，”如此一来，双方的交流不但难以深入，反而经常出现误会及曲解之处。

尽管有各种困难，但考察大臣们还是很有收获的。他们回国后向清廷复命的时候，提交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在报告中，考察大臣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并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

这个报告写得观点鲜明，气势宏伟，后来有人怀疑这不是出于五大臣的手笔，而是托人所作。据说，当时考察大臣将奏折的任务交给随员熊希龄，熊希龄则找到日本的杨度来帮忙，而杨度后来又找梁启超代写一部分。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也不管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但终究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把立宪的要求正式提出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