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开开心心的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把这些工作更多的交给了卢植和十三太保，自己得以抽出更多的时间注解《孟子》。

对于《孟子》这本书的注解，袁树是怀有一种相对矛盾的心态的。

一方面，对于孟子“仁政与王道”的思想，袁树是赞同的。

但是对于孟子思想中浓厚的“法先王”概念，他又是特别不喜欢的。

法先王，就是追求上古三代的传说政治，要按照上古三代传说帝王治理天下的方式来治理天下，这样才能迎来昌盛。

孟子的文章雄浑优美，有一种蓬勃凛然的正气，这和孟子本人的人格修养脱不开关系，这也就构成了《孟子》这本书的底色，仁政与王道也是来自于此，民本思想也是来自于此。

而与此同时，“法先王”也是孟子最大的问题之所在，这一点，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显露无疑。

梁惠王召见孟子，想要向他询问应对秦国、楚国已经近在咫尺的威胁的具体办法，但是孟子只和他说仁义的必要性，对于梁惠王话语中逐利的部分十分鄙视，不屑一顾。

梁惠王问他军事，他用大义来回答，满脑子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甚至还说只要实行仁政，让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就算自家军队用棍棒，也能战胜秦国和楚国的虎狼之师。

这话但凡是个脑袋清楚的人都知道是很无厘头的，木棒怎么能和精良的刀剑相提并论？

而且人家的危机近在眼前，你还说什么仁义道德，等于人家都快病死了，你还让人家慢吞吞的打太极拳强身健体，有意义吗？

所以不仅梁惠王不用孟子，后来孟子去了齐国，齐威王也只是想把孟子当作一个招牌，树立为国家吉祥物，以此招揽更多有实际才能的人才。

说白了，在那个大争之世，大家都患有急症，根本不是打太极拳吃补药能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