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一个根本点是，孔子所作的《春秋经》是经过他自己删改之后的原鲁国史书《春秋》，其中蕴藏着他自己晚年统合一生功过之后的思想结晶。

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避讳之说。

而这个避讳，也很有讲究。

针对鲁国本国，若国君犯下大错，则为他隐去，不写，如果是小错，那就记下来，用以告诫后人。

而对于鲁国之外的外国国君，若犯下大错，就要记述，若犯下小错，则忽略不记。

此之为春秋经的双重标准，也是春秋经之所以是“经”而不是“史”的原因。

这一说法，古文学派也没有反对。

而袁树就站在这样的观点上对李泉的观点发难。

皇父充石是宋武公的兄弟，他带着军队为兄长出战抵御狄人的入侵，他获胜不死，而宋武公没有厚赏、安抚他，属于赏罚不明，会寒人心。

如此大的过失，孔子作春秋经的时候，怎么会忽略？

这不合常理啊。

李泉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击袁树的这一论点。

他低着头，脸色涨得通红，双手死死攥着衣襟，手背上青筋暴起，显然已经窘迫到了极点。

他感觉自己要输了。

而那个可恶的小子要赢了！

自己二十多了，跟着马融求学多年，居然要输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儿？！

不能忍！

李泉不能忍，同样也有人不能忍。

李泉的好友、冀州中山国人赵兴就“挺身而出”，为李泉辩论。

“孔子父虽仕于鲁国，然其人本宋国人，子姓，乃宋国君后裔，孔子当为商之后裔，与宋关系匪浅，如此，为其避讳或有可能。”

赵兴这一说法又引起了众人的一阵议论，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都用惊异的眼神看着赵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