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庆十五年，春。

一群学子正随着一队官兵前往潼关，他们准备去中原各地支教。

带着这群年轻人的正是弘文馆的编撰杨炯，科举之后他被任命去莱州赴任，建设莱州的弘文馆，随着一起去的还有骆宾王。

杨炯坐在马背上，问道：“照理说你可以参加科举了。”

骆宾王道：“我还要再等一年，今年朝中将科举的最低年龄限在了十九岁，我还可以再去支教两年。”

“来之前，我听高主事说过，皇帝希望科举录用的官吏越来越好，科举只是一道门槛而已，教书能教出什么样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如今就连支教的夫子都要精挑细选。”

都乾庆十五年了，科举入仕的人却一年比一年多，去年皇帝录用了一千个科举学子，在朝中或者各地任职。

皇帝一边提高科举的限制，一边加大取用官吏的人手。

有人说乾庆一朝的文治，最成功的便是科举与支教，也或者是李唐一朝的好机遇。

贞观年间的二十年积累，给现在留下了太多宝贵的家底。

众人到了潼关之后，就见到了一群工匠正聚集在河边。

支教的队伍也在这里休息，杨炯向来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与几个工匠大哥很有兴致地谈着，其中还有一个少年人，似乎是随着家里的父辈一起去修缮河道的。

骆宾王听了他们讲述，原来他们都是文学馆与工部安排了的工匠。

那少年人道：“当年我是在春明门宣誓过的，要不是家父腰背不好，我就在折冲府当值的。”

“那你就去折冲府，何必去修缮河道。”

那少年人手掌粗糙颜色又深，他将口中的饼咽下之后才回道：“哈哈，我家三代人都是做泥瓦匠的，我想过去折冲府是为了社稷，也可以戍守边疆，可谁说修黄河就不是保护社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