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个省也是从东向西最先开始货币市场化的省份。

对这些地方征收货币税是没有问题的，这点从晚明浙江动辄起运几十万两就能看出。

不过相比较它们，大明的其它省份问题就比较糟糕了。

整个北方除了山东金矿开采情况不错外，其余省份根本没有太多矿业产出，所以在一条鞭法后，北方百姓变卖粮食为钱，再用来交税成为常态。

关键在于，北方民间的货币储量并不多，而朝廷征收货币后，也并未能将南方的货币集中投入北方发给百姓，而是分散在天下投入，并且北方投入除了军饷外，其余投入并不算高。

如此长此以往下来，北方的货币储量自然是越来越少，钱荒也开始随之发生。

加上官员的贪腐问题得不到解决，百姓对于税收的不满和对法律权威的质疑现象开始增加。

这种情况下，如果合理整理吏治，适当政策倾向北方，那民意还可以挽救，不过这时大明已经进入了十七世纪。

随着欧洲三十年战争开始，德川幕府闭关锁国这两种世界政治变化的发生，世界涌入大明的白银开始急速减少，而贸易带来的铜钱流出却在继续。

不仅如此，东北的女真崛起，西北的天灾蔓延更是加重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财政问题。

这些各种问题，都是朱高煦需要预防的问题，因此他没有一味的遵循世界经济，而是将世界经济渐渐变为国内经济。

西南的银铜矿，吕宋和日本的金银矿，这些矿产是大明市场货币化的重要支柱。

只要它们能稳住几十年，并不断将金银铜矿运往本土，那随着市场货币储量渐渐充足，加上货币政策偏向北方，那大明就可以开始降低直接税，增加间接税。

大明的盐价无疑是历朝历代最低的，私盐情况也是最猖獗的。

相比较宋代几十上百文一斤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