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最悲观的态度加以揣摩。

放在军事上，说好听点，这叫料敌从宽。

说难听点，就是过分悲观。

若是让这么一个人做将军，是真的不会出纰漏；

但也是真的办不成事儿。

而且这个‘不出纰漏’的代价，往往是趋近于极限的。

这种极致悲观、极致小心，和程不识那种步步为营、谨小慎微还不一样。

——程不识的步步为营，是以战场形势变化、敌我双方兵力，以及军心、士气等种种因素，来做出相对应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稍趋于保守。

好比敌军五万，我军也五万，势均力敌之下，程不识会选择小心试探，并保守僵持，以‘我方稍有劣势’为准，以静制动，等待可乘之机。

但赵禹这种‘料敌从宽’，却是最大限度重视地方，最大限度轻视本方，以最糟糕、最恶劣的可能性为基础，并做出应对。

同样的例子——敌我双方各五万兵马；

赵禹很可能会说：敌人的五万，或许只是前锋部队，未必没有数十万主力大军埋伏于后！

而我军五万兵马，或许有新兵多少、老兵多少，以及混资历的公子哥多少云云。

总而言之，未必能有五万人应该具备的战力！

结合此间种种，五万对五万，我军劣势巨大；

最好的选择：即刻撤军！

从方才，赵禹的一番发言也不难看出：虽然没忘踢上一嘴‘如果维持河南地的防备力量，府库或许会有压力’，但赵禹还是倾向于这么做。

即：无论匈奴人怎么想，怎么盘算，都要以‘匈奴人随时会倾巢而出，谋取河套’为准，来做出相应的应对。

如果真的这么做，河套倒确实能确保安稳无虞；

但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无限趋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