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身份是非常麻烦的，同样，查证一个人的身份也很麻烦，所以朱雄英伪造的度牒，只要不去京城的大天界寺僧录司里查档案，在外面很难被识破，但是这不意味着没有被识破的风险，毕竟他在这个时代是没有跟脚的。

而且，眼下是洪武二十三年如果历史线没变化的话，再过两年，到洪武二十五年度牒新规定出台以后，这张伪造的度牒就不能用了.洪武二十五年大明朝廷会敕颁《周知板册》，这是全国僧人名册，上面有天下僧人的年甲姓名字，度僧的年月及度牒号码，然后公布于全国各寺院，若有游方僧人来挂单，要询问对方来自哪里、在哪剃度、法号为何，再核对僧籍册，符合了才能挂单；若册内无名或年貌不同，就要报官处理。

趁着制度空隙他伪造的度牒还能用，而再往后就会有极大概率被识破，再加上朱雄英的目的地就是前往京城，所以他这个游方僧的身份必须要更换，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登记户籍落户。

大明在洪武开国之初人口登记采用的是宁国府知府陈灌发明的“户贴制”，户帖上登载了包括姓名、年龄、籍贯、应当差人数、男子成丁数、房屋田地牲畜数等。后来则是演变成了“黄册制”，黄册上除了户贴的那些信息以外，还加入了根据从事职业划定的户籍，主要分成民、军、匠等类。

大明不限制因为战乱等因素躲藏在山中的隐户出来登记户籍，也不限制僧人的还俗，反而对于这些增加劳动人口的行为非常鼓励，因为劳动人口在明初是极为稀缺的资源但问题在于落户往往需要对应的土地以及担保人，所以如果能够得到知县这个级别官员的亲笔介绍信，是可以作为间接证明材料拿去落户用的。

既然自己肯定没什么损失，又是顺路之事，朱雄英点了点头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很快，解缙就给他写了一封加盖印章的亲笔信，而上面所言的内容，也证明了朱雄英的伪造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