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样。

江寒在营区住，大年二十六的时候，住在老生活区的老职工们，居然开了两辆拖拉机给江寒送东西。

开拖拉机的是场长周得金和会计刘志和，一辆拉着职工们自己做的年货，一辆拉着孩子们。

拖拉机在江寒的房门口停下，孩子们跳下来，把自家的东西往江寒屋里搬。

江寒怎么推让都不行，孩子们不管不顾，因为这是家长们给他们交待的任务。

“江书记，你就收下吧，”周得金坐在拖拉机上点上一支烟：“你不收他们东西，孩儿们就不回去。”

“江书记，俺妈说了，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提了一兜子油炸丸子放进来。

“江书记，你要是不收，俺爹要打死我！”一个脸蛋冻得通红的孩子拎了两只腊鸭子。

孩子们的眼睛澄澈无暇，孩子们的表达真诚无伪，触动了江寒的心弦。

其实，像林场职工，还有黄沟村民等等，大多数都还保持着农耕文明中的友爱、善良、互助的优良品德。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等复杂因素，他们的生活一度陷入了困境。

困境之下，原有的秩序和规则被打破，道德、传统、法律的约束逐渐无力，一切都得听命于生存、服从于生计。

面对困境甚至由此产生的基层乱象，他们没有发声的渠道，只有往上走，找领导解决问题。

于是，像黄沟村民、野坡林场的职工一度被视为刁民。

县、乡、林业局等都要派出专人进行分包，及时掌握信息，防止他们闹出更大动静。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

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来讲，却又谈不上责任。

比如说，林业局副局长，负责野坡林场的稳定工作，他解决不了林场职工的工资问题，他又得劝职工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