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之举，实乃吸取历朝历代屯田经验和兵制得失，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当年太祖皇帝言:"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并不是自夸，而是在阐述事实，臣对此也颇为推崇。"

“只是世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卫所制度在我大明立国之初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为我大明提供了充足的精兵强将。可是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否则是无法除军籍的。尽管如此，时间一长我大明的军户数量日渐减少。”

“此外，当年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卫所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如此则给军户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另外，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自宣宗皇帝以后，卫所各级将官经常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更是让天下军户苦不堪言。”

“军户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早在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兵部的统计便有逃亡者计将近四万八千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百姓，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到了正统三年，天下各道逃亡军户更是达到竟然的一百六十十三万余人！”

刘衍所言俱是实言，崇祯帝虽然没有像刘衍知道的这么详细，但是也早有耳闻，知道刘衍说的不是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