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骏显然不知道将门以前有多混乱。

由于朝廷的放纵，使得将门勋贵子弟肆意妄为。

从宋初开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至于让将门勋贵奉旨敛财。

史料记载，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

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

其余崔彦进、曹翰、张铎、田景咸、王晖、李汉超等宋初将领，个个都是捞得钵满盆满，满肚肥肠。

严格来说也不怪他们，是赵匡胤逼着他们这么干的，如王全斌杯酒释兵权之前挺好一个人，“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

杯酒释兵权后，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显然这么做纯粹就是为了自污求保，不得已而为之。

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宋初将门勋贵虽然没了兵权，却有了颇高的政治地位，十分嚣张跋扈，即便是干了坏事，赵匡胤和赵光义也往往会保下他们。

如此上行下效，不少将门勋贵子弟自然也不会太收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甚至还有人随意杀人，吃人的一位将二代王继勋。

不过到了宋真宗宋仁宗时期这种情况就好了许多，初代武将基本上都被解除了兵权，兵权被皇帝牢牢住在手里。

再加上赵恒和赵祯又跟将门没那么深厚感情，基本上就不怎么包庇他们，反而开始重用文官，一旦御史、谏官之类的弹劾武将勋贵，往往就会严厉惩治他们。

所以到了这个时期，武将勋贵的二代三代们收敛不少，至少不敢明着再搞事。

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