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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年到天宝年大唐中枢的多重矛盾与斗争(3 / 5)

忠,他们的理财能力,都是拜相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类似张九龄这样的词臣,和以李林甫一类的理财派官员,他们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们要做的事情,都是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就是彼此矛盾冲突的。

这就是大唐中枢的第一重矛盾:传统儒家词臣派官僚,与因形势应运而生的理财派官僚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经常不可调和。

儒家学派的官僚(以张九龄为例)的思想,是秉持:民贵君轻,小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减少官吏规模,减少中央对于地方事务的干涉,减少法制的成本,以德治为主。

没错,法制是需要成本的,而且这个成本还不低。在古代权贵基本不守法的情况下,德治的作用未必比法制要小。这是封建时代的客观局限性。

而理财派官员的思想没什么好说的,就一句话:想办法增加中央财政!

增加财政,必然要取之于民,要增加税收,要开设新机构,大政府不可避免。

此时李隆基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果要维持大唐的现状,那就必须重用李林甫这样的理财派官员。如果要改革大唐的种种弊端,就必须重用张九龄这样的儒家学派官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从现在倒推回去分析,张九龄哪怕多执政20年,提前砍了安禄山,也无法改变大唐基层社会的实质性解体:

府兵与均田制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治标不治本的吏治改革无法延续,土地兼并的尖锐矛盾没有独辟蹊径的解决办法(如北宋那样以毒攻毒的办法无法实施),以及首都越来越大造成的经济、生态失衡。

张九龄若是继续在位二十年,十有八九会身败名裂。这个道理就像李林甫若是当四年宰相就病死,也会名垂青史一样。

李隆基也看得到这一点,大唐改革是无望的,苟着就好了。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不出长安就是天下太平。

张九龄等人的失宠,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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