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德年间就开始实施，最开始只在长安等大城，后面规模越来越大，作用也越来越大。

曾经，也为贞观之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到开元年间，公廨钱的利息之用，已经成为补贴财政支出不可或缺的最大助力。

“公廨钱”制度本意在节省政府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何以竟会事与感违地困扰百姓呢？

这是因为公廨钱制实行后，官府缺公款无以治事，薄俸禄不能养廉。而一些贪鄙官吏乘机以权谋私，盘剥百姓，用强迫摊派的“抑配”方式举钱生息，年利息率加上劳费、有高达百分之百者。

甚至有“虚立保契，子孙相承为債户”的事情发生。背后官商勾结，使得放贷的公平原则丧失殆尽，老百姓被迫接受超常的剥削。

这并不是简单的地方官府人员贪腐的问题，而是地方财政支出不堪使用，而不得不采取的“另类办法”。

举个例子说，大唐运河沿途州府，都要长时间负责漕运的维持。其间花费的人力物力，并不全是由朝廷中枢负担，甚至大部分都是地方州府承担了。

地方州府的赋税，都交到中枢，或者有财政列编，都是固定款项。中央调拨的运河维护费用不够，地方官府那只能“另辟蹊径”。

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些划掉的财帛哪里来呢？答案是公廨钱的利息，换句话说，靠高利贷剥削地方百姓而来。这些沉重的负担，可是不会记录在大唐中枢的税收账册上。

与之并行的，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百姓手中的利益，若是以权夺之，如同猛火急攻，必定反抗剧烈。若是以商夺之，则如同文火慢炖，催之无形。这些都是官府中“不能说的秘密”。

如今郑叔清坦然告知方重勇，算得上推心置腹了。

想想也是，如果让中枢出这些钱，那么李隆基早就破产要去讨饭了！

有事当然要苦一苦百姓，怎么能苦皇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