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关于徽宗为何选择如此激进的做法呢？

现代知识告诉我们，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封建时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则不同，由皇权和朝堂发起的改革本质上是利益的互相妥协。

变法新政既想求国家富强，又想求士人满意，还想求个人好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一次次变法中受伤的永远只有百姓。

而当百姓再也榨不出油水的时候，再无妥协余地的新党就只能向旧党发起决战，科举就此取消。

事实上回顾宋史，因为封建时代变法本身的软弱性，导致所有变法最终都只会变成对下索取，与三次兴学相对应，宋朝的第一次苛捐杂税激增就发生在仁宗一朝。

而北宋的第二次苛捐杂税激增恰恰就是宋徽宗时期，而且这还是建立在并未废除仁宗一朝杂税的情况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惨况和地主们兼并土地的盛景已可想而知。

宋徽宗和蔡京执政时的极度腐败在咱们历史课本上都有，故而此处就不再赘述，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水浒传》当中的智取生辰纲。

水浒传的故事是施耐庵根据宋江起义记录加工而成，但生辰纲这道苛捐杂税在徽宗时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相较于当时境况只能算九牛一毛。

失去了科举掣肘的太学制度也飞速腐败。

事实上神宗的元丰年间太学就已经滋生腐败，虞蕃讼案中虞蕃怒喷三舍法“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引得神宗下令清查，最终查出连参知政事和开封府尹都有牵连，形成了震惊一时的元丰太学狱。

徽宗废了科举后，太学也很快偏离了三舍制以行实取士的初心，定“八德”取士，时人非议“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

在单靠三舍法晋升的情况下，奔竞贿赂之风大起，学术腐败之风难刹，在公平这一点上比起来科举反倒远远不及。

而地方上的州学县学